塞缪尔森:三大难题对世界经济复苏构成威胁

每一个国家都面临政策、惯例和习性的变化，这些政策、惯例和习性已深深地融入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中。发达国家能否逐渐控制其福利制度？亚洲不屈不挠的出口经济会不会转向内需带动型增长？美国人会不会攒钱多一点花钱少一点，而中国人正好相反？就像一次大战以后，恢复熟悉、舒适和了解的东西也许是有害的。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巴里 艾肯格林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 特明两位经济史学家称，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无法看到和适应从根本上导致大萧条的变化 战争的仇恨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困难。

认为我们已经避开了第二次大萧条的说法依据了一个更为具体的观念，即大萧条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经济知识的进步使我们做得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当时未卜先知，各国政府可以避免悲剧发生。尽管存在某些异议，经济学者对于20世纪30年代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存在广泛共识。各种政府中央银行(如美联储)过于消极。它们没有制止银行恐慌。关键时刻的干预原本可以改变历史。上升的失业率和下跌的价格互相激励。借债人还不了贷款，从而导致更多银行破产、信贷紧缩和储蓄损失。但这一次这些错误没有重复。尽管有人批评，但银行得到了“救援”。资金被注入信贷市场以预防恶性循环。

通过这种方式，世界争取到了对付根本问题的时间。随着经济复苏强化和延长，质疑(亚洲)不稳定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或(发达国家)不可持续的福利支出的政治策略将变得更加容易。人们对前途将更加乐观，他们对于必要的 即便不是受欢迎的 调整的态度将更加开放。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世界也许能胡乱应付过去，作出渐进而凌乱的变革，最终化解另一场大的危机。

但对大萧条还有另一种更清醒的解读。那就是，痛苦、曾经无法想象的变革只有在极端危机的压力下才能作出。中央银行十分消极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死守着金本位制：为了拯救银行把信贷政策放得过于宽松可能会导致黄金的流失，人们会要求用黄金替代纸币。只是在看来无法支撑下去以后，许多国家才放弃了黄金。同样，一战后的债务问题直到偿还成为不可能时才被“解决”。至于英国作为全球领导的地位，美国是在二战中才夺取这一位置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有关福利国家以及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问题 变得更加不祥。它们让人觉得，在受到某种危机的逼迫之前不会采取重大调整。当前经济的戏剧性状况就体现这种可能。经济复苏会不会鼓励自觉的变革？当然，拯救经济事关重大，因为大萧条的经济苦难曾使许多国家的政治变得恶化，并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